陈炯明与共产国际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陈炯明也是受到深刻影响的一位，他根据朱执信的建议，聘请了许多新文化的中坚分子，刷新教育，编印书报，把他管辖的那26个县建设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地区，以期在军阀混战的污浊气氛中独辟一块净土。

陈炯明在漳州的公园里建了一座尖塔，塔体四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标语，在民初的氛围里仿佛穿越一般。他创办的《闽星日报》和《闽星周刊》发表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梁冰弦等人纷纷为报刊撰稿，颇令世人瞩目。

在陈炯明的领导下，漳州的新思想很是活跃，开一时风气之先，林森、邹鲁、胡汉民等常常从外地赶来参观。陈炯明的另一个大胆的举动是邀请陈独秀前来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也使他的名字不仅仅局限于广东一隅，而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1920年，波塔波夫来到了漳州，他曾是一名沙皇军官，奉派到中国执行任务，对中国情况很熟悉，十月革命后，他主动表示拥护苏维埃政权，并向其提供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报。他向陈炯明面交了列宁的亲笔信，在信中列宁向陈炯明表达了敬佩和鼓励，波塔波夫还向陈炯明说，列宁希望他多做农民的工作，发动群众。令陈炯明欣喜的是，列宁承诺在必要时供给他军火，由于当时漳州没有合适的港口接收武器，陈决定到广州时再说。

波塔波夫在漳州停留了约两周，其间他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国内的现状和世界革命的设想，临走时，陈亲笔写了一封回信给列宁，表示愿意与其联合：“……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我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

1920年，魏金斯基也访问了陈炯明，他得出来的印象与波塔波夫大同小异：陈炯明拥挤护社会主义，创办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并且邀请革命的老师（陈独秀）前来任教。与孙中山的谨慎相比，陈炯明的热情更符合当时苏俄外交的需要，符合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目标，这也使得陈在莫斯科的眼里成了比孙中山更合适的联合对象。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开始显现，主要在于：孙一心北伐，试图以武力统一中国，而陈则主张联省自治，先把已经拥有的地盘经营好，进可为基地，退则可据以自守，保境安民为主。陈还拒绝为孙的北伐提供本应承担的费用。两人的矛盾不可调和。

共产国际根据收集来的情报，轻而易举地选择了陈炯明，它认为陈炯明用不了多久就会取得对孙中山的胜利。还在中共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为中国设计的前景是：让陈炯明打败南方政府，成立一个新的亲苏的广州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是二陈——陈炯明和陈独秀。

邓铿遇刺将孙陈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在孙率北伐军经过湖南时，陈炯明伙同赵恒惕多方阻拦，迫使陈中山不得不班师回粤。1921年6月中旬，陈炯明先是拘留了廖仲恺，次日，其亲信叶举发出通电，要求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下野，接下来又炮轰总统府，将孙中山逼到了永丰舰上。

在永丰舰上，孙中山派陈有仁与苏俄联系，他希望建立一个中德俄联盟，然而他的密信被陈炯明缴获，陈将这一切通过《香港电讯报》发表了出来。陈炯明开始推翻他两年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表达过的尊崇和赞扬，而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公开决裂。

对于陈炯明，共产国际也渐渐认识到，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想都很活跃，陈炯明在漳州报纸上的社会主义倾向在国内并不罕见，陈的革命活动被莫斯科的使者们过份夸大了。陈炯明高谈的社会主义跟莫斯科的并不一致，它其实是一种“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或“建设的无政府主义”，其设想的最高境地是无国家无阶级无差别的“博爱、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

1923年11月，被共产国际派到广东活动的斯列帕克经调研认为，孙陈的分裂只是个性的不合，不应把陈驱出国民革命的队伍，“孙和陈的联合则革命热情和求实理性的联合”，理应予以提倡，但这已不足以改变共产国际、苏俄已经确立的“联孙反陈”的方针了。